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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20世纪中国民族起源学说

作者2019-07-22 22:44未知
20世纪是中国近代国家和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建设近代国家和强化民族认同的任务,自然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族起源问题的关注,并且对此展开了多次争论。近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这些争论,并试图通过考察这些争论来研究中国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进而探讨近代西方的种族/民族学说在20世纪初期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具体过程及其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己成为中外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己经发表的有关研究,主要关注20世纪初期,而极少与其前后时期联系探讨。本中国通史毕业论文就以此为背景,探讨前后时期民族起源学说。
 
在过去,学者仅仅关注围绕“黄帝,、“汉族”或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论述,集中探讨与所谓“汉族西来”学说有关的诸问题,除了被视为清末“排满主义”目标的“满人”之外,基本缺乏不以黄帝为代表的“非汉族”即当今少数民族历史的观点。如果采用包括少数民族历史在内的宏观视角,我们便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民族起源学说的演变,既是以民族交替(占领/驱逐)为前提的,卜来/原住”模式向“土生=世居”模式的转化,又是一元论和多元论的反复交替的一个历史过程。同时,这种演变与基督教、民族学、考古学等新的宗教、学术思想和学术制度的传播和发展有关,也受到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
 
一、民族史模式和宗教思想
 
《司马迁曾在使记》中,根据自“黄帝”开始的中国上古帝王系谱,来解说边疆各民族的起源。例如,他认为匈奴为夏后氏的后裔、越王勾践为禹的后裔、吴为周太伯的后裔、闽越为越王勾践的后裔、楚为帝额项的后裔、滇为楚将军庄路的后裔,等等。此类理论,我们可称之为“贵种后裔”模式。
 
根据司马迁的描述‘神农氏”在黄帝之前,而黄帝战胜了“炎帝”和“蛋尤”。后人则认为神农氏就是炎帝,而蛋尤是“三苗”或“九黎”的首领。到明清时代,中国士人广泛接受了“贵种后裔”模式,而在民间普遍流行“三苗”就是中国南方“苗人”(即现在的苗族等西南少数民族)祖先的附会说法。到了19世纪后半期,在中国沿海的租界中,西方传教士开始向中国信徒传授与传统的“贵种后裔”模式不同的中国民族史。他们说,中国的原住民是作为蛋尤(三苗)后裔的“苗人”,而“中国人”(即今天的汉族)是后来移居中国的“挪亚”(诺亚)的后裔。例如,1882年有一个名叫韦廉臣( Williamson } Alexander)的苏格兰传教士,在上海出版了一本中文著作《古教汇参》。
 
他所描述的上帝创造人类、亚当与夏娃的乐园放逐、洪水淹没旧世界、诺亚子孙的繁殖、巴别塔工程和人类语言分化等等,都来自《枪y世纪》中的犹太人“贵种后裔”模式经典传说,代表着基督教的典型“普遍史”( Universal History)的历史思考。西方传教士将上述古代中国士人及民间对中国古典的解释及附会与以亚当和夏娃为始祖的基督教“普遍史”中的“两次造人”传说相结合,创造出作为旧人类的“苗人”被作为新人类的“中国人”驱逐的故事,提出了有关中国民族起源的新观点。 这种新的中国民族起源学说立足于一种假设,即主体民族(汉族)起源于西方某地,后来从遥远的他乡集体移居到中国内地,并且认为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民族(苗族)是中国内地的原住民,而他们被新来的民族驱逐到中国南方的边远山区。这就是以民族交替为基本原则的“外来/原住”模式的典型代表。它与古代传统的“贵种后裔”模式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民族起源学说。
 
二、民族史模式与学术制度
 
如上所述,20世纪初期中国的历史条件,使得基于“外来/原住”模式的“汉族西来/苗族原住”学说为中国知识分子广泛接受。 除了民族史模式以外,这一学说还有另一特点,是以黄帝时代作为上限。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熟知的有关黄帝的传统历史知识,印证了“外来/原住”模式中黄帝的角色,从而推动了这一学说的广泛流传。但是此后的中国,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引进和发展,知识分子对传统历史的认识逐渐发生了改变。同时近代史学的引进和发展,也促使他们对于黄帝的存在提出质疑。在如此环境下,中国民族史的模式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20世纪初期的“外来/原住”模式,在之后的民国初期,继续作为几乎唯一的中国民族史模式,在中国国内广泛流传。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后,这一模式的应用年代,就上溯到“历史”时代之前的时代,即“黄帝之前”的“史前”时代(石器时代)。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背景,就是作为新兴学术的近代考古学,此时己被中国学者广泛接受,并开始逐步发展。 近代欧洲产生的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考古学,与主要应用于对诊释和考证古典史书的中国金石学,两者在学术系谱和性质上迥然不同。近代考古学的相关知识,早在清末就己通过租界的刊物传播到中国,然而作为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现代学科被引进到中国,并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则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事。近代考古学对文献之前的史前考古发挥了最大的力量。然而由于以黄帝时代作为界限的“汉族西来/苗族原住”学说的流行,当年中国知识分子把“黄帝之前”的史前时代看作是与汉族没有关系的时代,对其文化遗存没有产生兴趣。这估计是使得近代考古学的引进晚到民国时代的主要原因。
 
清末以来关注中国民族史的梁启超,到了1922年,才开始重视考古学的新发现,承认将来也许有必要放弃自己一直提倡的“汉族西来”学说。梁启超这一新观点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民国政府地质学顾问瑞典人安特生(Andersson } Johan Gunnar) 1921年在河南仰韶村遗址发现的以“彩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安特生根据自己在仰韶村的新发现指出,留下该考古遗存的人群就是今日汉族的祖先。他还注意到己在西亚、东欧、中亚发现的同样以“彩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并指出了这

三、民族史模式与民族起源一元/多元论

以上所述的中国民族史模式的演变过程,可以概括为由“外来/原住”模式转换到“土生=世居”模式。而关于民族起源的观点,又可以分为一元论和多元论。
 
近代之前采用“贵种后裔”模式的关于中国民族史之传统的论述,可以看作是源自黄帝的一元论。19世纪后半期西方传教士所论述的中国民族史以及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近代西方学者的民族起源学说,也均属于西方一元论。20世纪20年代的安特生学说也建立在西方(中亚)一元论的基础上,而30年代在对抗该学说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者确立的“土生=世居”模式,虽然不排除“陕甘及河南西部之文化系”(西系)的存在,但是强调从黄河下游城子崖文化到黄河中游殷墟文化(东系)的单系文明发展模式,还是倾向于一元论。总之,尽管民族史的模式不同,但在汉族起源的问题上,基本都坚持一元论。 关于中国民族起源多元的观点,在日本学到基于“外来/原住”模式的“汉族西来/苗族原住”学说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中,早在20世纪初就己开始出现,②后来在汉学家王国维等新的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到20世纪20年代则产生了中国上古传说多系发展的新观点。史学家顾领刚在1923年撰文指出,“中国民族的出于一元,侯将来的地质学及人类学上有确实的发现后,我们自可承认它;但现在所有的牵合混缠的传说我们绝不能胡乱承认”。当年顾领刚的研究仅限于中国内地,所谓“中国民族”即指今日的汉族。在上古传说多系发展的新观点的基础上,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史学界才出现了建立在多元论而非一元论基础上的中国民族史。
 
到了30年代,部分学者提出了中国国内各民族是多元发展而在各地“土生=世居”的学说。在此时期,除了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之外,在中国各地开始出现了众多考古发现。这些新发现,推动了多元论的民族起源学说。例如史学家吕思勉,根据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南的考古新发现以及民间考古爱好团体“吴越史地研究会”的主持者卫聚贤所提出的“有史以前由南而北之说”,于1936年提出了“中国文化东南早于西北说”。
 
四、抗战时期后方的中国各民族一元/多元论和“中华民族”论述这一趋势
 
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变得更为明显。学术界在讨论民族史的时候开始尽量避谈多元论。如上所述,在20世纪初期,中国南方的苗族曾被认为是“汉族西来”之前的中国史前原住民的后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民族学者凌纯声,1939年在昆明,根据从前在湘西苗族的实地调查和对各种史料记载的考证,断定当今苗族(‘今苗”)与上古“三苗国”及其统治者的“蛋尤”或“苗民’(“古苗”)无关。凌纯声接着探讨了“三苗之民”的“九黎”和南方历史上的民族“蛮”之族属问题,指出“九黎”为南方原住民族,是现在海南黎族的祖先,又指出“蛮”为早期由黄河中游南下的外来民族,是如今闽浙地区的含族以及滇越边界的蛮人的祖先。凌纯声从这一认识出发探讨了当今苗族的族属和起源问题,沿袭了先前章炳麟和朱希祖的观点,指出苗族是战国以后逐渐从黄河中游南下的小族群“髦”的后裔,也就是说他们是较晚迁入西南地区的外来民族。总之,他认为苗族并不是南方的原住民族,而与汉族一样是中原民族一支的后裔。
 
这显然是中原一元论。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学者在中国疆域范围之内,积极采用从中原南下的“卜来/原住”模式,试图据此否定20世纪初期以来的所谓从西亚或中亚西来的“外来/原住”模式。除了凌纯声以外,在当年转移到西南地区的学者当中,还有些人从西南边疆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了同样的观点。1941年6月,史学家顾领刚与国民党干部(中央训练委员会)马毅(马曼青)在重庆召开的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第2届第1次全体会议上联名提出了《建议订正上古历史汉族驱逐苗族居住黄河流域之传说以扫除国族团结之障碍案》。他们注意到当时以西南地区某地为基地开展的大规模“苗族复兴运动”以及日本人在逞罗(泰国)背后操控的“大泰主义”的影响,进而主张今日苗族与昔日所谓“三苗”无关,并向政府建议,立即取缔教科书里的基于“汉族西来/苗族原住”学说强调历史上汉族对苗族压迫的中国民族史论述。
 
五、延安的中国各民族多元论和“中华民族”论述
 
同一时期,延安的中共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宣扬“中华民族”意识,并把“血统”的融合作为民族优越性的基础,又作为中国民族史的特征。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运用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人”的观点,就中国的“人种”和“中华各民族”的起源问题,于1943年作了如下的论述: 中国人从哪里来的呢宁……中国人的祖先,和世界一切人的祖先一样,开始都是从一 种高等猿猴变来的。在好多万年以前,我们华北和蒙古,不是今日这样的地方,……中国 的汉族、蒙族、回族……主要的来源,都是蒙古人种。其次,今日南洋马来一带,在很早的 太古时代,就是热带地方。当时产生在这地方的一种猿猴,也如同产生在华北蒙古地方的 猿猴一样,走过同样曲曲弯弯的道路,后来变化为原始的人。这群原始人,就是后人所说 的马来人种。他们就是今日有些东方民族的嫡系祖先。中国的黎族、禅族、番民、蛋户等 主要的来源,都是马来人种。……因此,今日中华各民族,最主要是蒙古人种的后裔,其次 是马来人种的后裔,……但这是只从中华各民族的主要来源说的;经过百千万年的相互关 系,到今日,大家的血统都相互混合了的。同时,中华各民族,还大都杂有别的人种的血 液。
 
六、结语
 
由以上讨论的内容可以看到,民族起源学说在近代中国的盛行,并不是20世纪初期一时的现象。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得不简略了1949年以后的讨论。其实从1949年到现在,还发生过一元论和多元论的相互交替,也存在着先前“汉族西来/苗族原住”学说留下的影响。民族起源学说在中国的盛行,是在整个20世纪中反复出现的现象。
 
我们又不应将中国民族起源学说看做单线式发展的产物。近年来在中国国内出现的对长期以来公认的民族史体系提出异议的是少数民族精英。少数民族精英对中国民族起源学说的关注是早在清末开始出现的现象,到今天经历过几次高峰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他们所主张的自己民族起源的观点,实际上包含着近代以前“贵种后裔”模式或20世纪初期“外来/原住”模式的影子。此外,20世纪在日本、泰国(逞罗)、越南(法属印度支那)及台湾等地的民族起源学说,以上就是今天58硕博论文网为大家分享的毕业论文素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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