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精神的普遍自觉和社会历史理论的日益发达，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方法论自觉的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讲，“如何研究”(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和“研究什么”(研究对象和主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对于中东欧思想文化和理论的把握，研究范式的自觉尤其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审视20世纪社会历史理论的一些重要领域，就会发现其中围绕着研究范式或者方法论展开了许多争论，诸如微观史学对宏观(抽象)史学、微观政治学对宏观政治学、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对意识哲学(思辨理论哲学)、后形而上学思想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挑战。从深层次讲，这些新的理论范式对原有理论范式的挑战构成了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重要内涵，它们共同指向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重要病症，即理性和理论的普遍化与抽象化问题。具体说，受现代性逻辑支配的意识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习惯于按照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抽象化的理论范式，在人类的历史理解和社会理解中剔除了生活世界、文化世界和个体活动的个体性、差异性、特殊性及历史内涵的丰富性。而缺乏人类鲜活历史体验和丰富文化精神的普遍化理论由此变得空洞、抽象，失去了与现实生活世界和深厚历史经验的本质关联。

　　在审视当代人类社会的思想理论成果时，如果任凭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这种抽象化、普遍化的理论范式泛滥，那么，像中东欧这样在历史和文化上具有丰富性和独特性的地区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被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称作世界“心脏地带”的中东欧这片热土上，积淀了太多宗教的、民族的、文化的、文明的历史冲突和刻骨铭心的历史体验。而从19世纪后半叶起，中东欧地区不仅同许多地区一样经历了以民族复兴、民族解放运动和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双重主要内涵的社会转型，而且在20世纪中叶以浓缩和叠加的方式经历了人类社会最深刻的双重历史变迁，积淀了双重特殊的历史体验:一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代西方理性文明的深刻危机即现代性危机的直接的、刻骨铭心的体验; 二是对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改革历史进程的直接参与。这种历史和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别的任何地区都不可比拟; 但其带来的中东欧地区丰富、独特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尤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那些持“西方中心论”“西欧中心论”的抽象化、普遍化理论范式的棱镜中却黯淡无光。

　　因此，为了克服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现代性危机，我们在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时，尝试着采用一种“精神史研究”的理论范式。我们的关注重点没有停留于所研究对象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思想本身演变过程的完整，而是要把握特定的思想理论与特定的文化精神和历史体验之间的一种不可分的内在关联。从研究主题看，精神史研究的侧重点是建构起理论家、思想家的思想理论与他们个体的、民族的及人类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历史体验水乳交融的精神共同体; 从研究领域看，精神史研究试图凸显的是特定的历史、文明、文化、文学、哲学相互交织的文化共同体。我们希望这样的精神史研究所得到的成果不再是抽象的、冷冰冰的理性逻辑体系，而是丰富的、鲜活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价值诉求。

　　应当说，这种以文史哲交融为重要途径的精神史研究范式并非一种独创，其本质精神和研究路径与20世纪许多思想资源一致或相近。例如微观政治哲学、年鉴学派微观史学、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哲学，特别是二三十年来影响力日增的文化记忆理论等，对于我们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找到通达理论背后人类真实的历史体验和文化精神的途径，都有重要的启示。本期我们翻译刊发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赫勒和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阿斯曼夫妇有关文化记忆理论的论述，以及温权博士关于精神史研究和概念史研究的论文，作为我们探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开端。我们相信，对此问题更多角度和维度的思考与探讨不仅会对深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