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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民族》周刊中抗战建国教育思想

作者2019-07-16 16:07未知
《新民族》周刊作为国立中央大学独立创办的人文社科类学术周刊,它荟萃了中央大学的学术群英,使得《新民族》周刊在短短15 个月内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新民族》周刊的文章多是来源于中央大学的各学科的一流专家学者,例如哲学系思想家方东美教授,经济学系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胡焕庸教授,心理学家、教育家萧孝嵘教授,史学家、教育家缪凤林教授等共计七十余人,他们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在文章中对于抗战初期的建国思想的表述,无论在政治建设、社会建设还是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其中尤为值得探析的是抗战初期国立中央大学知识分子的建国教育思想,以教育学专家王书林、赵廷为为代表,面对抗战初期的教育现状,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特长,既传道授业,又不忘天下之大任,涉及国家问题、民族问题、社会问题、军事问题、文化等问题,并提出战时和未来建国的教育原则,主张从制度、政策、方法等方面进行自上而下的长期的教育改革。他们的教育主张通过《新民族》周刊这一阵地,持续不断地宣传——弘扬民族精神,构建建国蓝图,为赢得抗战胜利,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以及战后国家建设提供专业的方案,体现了抗战时期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民族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本民族史志毕业论文本次就浅谈《新民族》周刊之抗战建国教育思想。
 
一、“学术政治化”的办刊理念与中西结合的教育背景
 
《新民族》周刊作为官办国立中央大学的学术期刊,既有明显的官方话语色彩,又带有学术民主和自由的特征。周刊的撰稿人是以学者和教育家的双重身份来探讨教育问题的,具有文化人和政治人的双重社会角色。中央大学的教授们在观察和解读抗战政策和抗战现实的过程中始终能够保持一份人文关怀,保留一分政治清醒,将专业精神与教育、民生问题紧密结合,以科学研究的谨慎和细致来发表具有建设性的负责任的文字。他们的认知和表达与国家与民族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都密不可分,体现了“政治学术化、学术政治化”的理念。
 
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家民族存亡兴衰的现实逐步沉淀为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特别是曾经在西方留学的知识分子们,他们通过教学和着述在国家现实和民众思想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运用历史的、先进的理论来构建国人的认知与心理。胡适先生曾经提出“文化救国论”,“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政治救国、学术救国和经济救国等方式来寻求适宜的救国和建国方式。他们着书立说,以国家、民族未来的建设和发展为己任,通过《新民族》周刊阐述了各自“抗战建国”的主张。例如罗家伦的《民族的国家》、商承祖的《一个民族的国家》、张维帧的《爱护民族生命的萌芽》等文章都表达了家国情怀、救国主张以及民族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民族立场。这种民族精神的潮流,从《新民族》周刊的办刊宗旨中再次得到证明:“我们不但应当讨论战时有用的问题,并且应当讨论战后建设的问题。讨论的时候,大家应当根据详细思考和研究的结果,发表负责而建设性的文字。不必求同,也不可立异。教书的人办杂志,自没有个共同的政纲可言,但是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该共守的,在抗战中同时建国的意识,是大家共有的。”
 
“我们对于文字的去取,也只以合于建设民族的主张与否为标准。”进而在《新民族》周刊创刊号的前奏曲中也阐明周刊的作用,“我们仿佛听见旷野的呼声,说是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上有一个新的中华民族降临,赶快预备他的路。我们只不过是新中华民族降临前的一个小小的号兵”。上述也充分体现了国立中央大学知识分子“学术政治化”的办刊理念。《新民族》周刊探讨抗战建国教育问题的学者均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和教育家。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就读中国知名大学,又多有留学欧美的学术经历,其中王书林、杨家瑜、徐苏恩、曾昭伦、钱端升留学美国,袁昌英、黄正铭、褚葆一等留学英国,朱偰、张贵永、吕炯、宗白华等留学德国。他们均是中央大学的教师,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各自精研的专业,其中既有专力从事教育研究和教育管理的专家,亦有从事工学、医学、法学研究与教学的学者。他们试图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与中国的抗战的现实结合起来,通过对于抗战教育和建国教育的思考为国家和民族谋求一个更美好的前景。他们的文化教养和心魂是复杂的,他们的先进理念来自西方,但他们的心理特征和教育实践则是深深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海外留学的经历让他们对于先进文化和先进的教育理念有着比较真切和透彻的体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得他们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而教师的身份使他们对于教育状况更为关切。
 
抗日战争初期,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深受西方学术思想与东方文化精神影响的知识分子,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体现了向民族传统的复归,他们用自己的专业和智慧对于社会和教育进行批判和反思,保持关切的姿态,担负着监督、批评和舆论引导的责任,这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是空前高涨。《新民族》周刊主编、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亦曾在《知识的责任》中明确指出:“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伦继往开来的责任。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作知识分子。”
 
在这时候,知识分子如不负起挽回亡天下,亡民族的大劫的责任,还有谁负?只有我们先努力把国家民族渡过这个难关。不然,我们知识分子一定要先受淘汰,连我也要诅咒我们知识分子的灭亡!”正是出于这样的责任和使命,使得国立中央大学的学者们以坚强而有深信的思想,放射到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行动中,真正践行了认知和表达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都密不可分的“政治学术化、学术政治化”理念。
 
二、战时教育的特征与缺陷
 
面对抗战的时局,中央大学自南京时期其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招生比例都为适应抗战人才需要进行部分调整,以期能够为抗战、建国培养和储备人才。中央大学的教育理念与民国期间的相关政策互动配合,《新民族》周刊亦密切关注当局的抗战建国政策,及时对其进行研究和评论。
 
在《新民族》周刊的中论及战时教育和建国后教育的文章主要有数十篇,其中许恪士的《长期抗战与长期抗战之教育》发表于第一卷第四期;艾伟的《过去教育的错误在哪里?》发表于第一卷第六期;常道直的《战时教育与平时教育》发表于第一卷第七期;王书林的《抗战建国教育的原则》发表于二卷第五期;赵廷为的《战时的小学教育》分为两部分发表于第二卷第六期和第七期,《如何谋我国教育上质的改善》发表于第二卷十七期;徐苏恩的《提倡体育生中的健康教育》分两部分发表于第二卷八期和二卷第九期;杨家瑜的《有抗战建国谈到大学工程教育》发表于第二卷九期。这些文章既有对于抗战教育总体原则和质量改善的宏观认知,亦有对于小学教育、专业教育和体育教育状况的细致分析,同时更有对于战时教育和建国之后教育发展的设计,体现了多元的教育观念和长期发展的教育理念。在这些文章中,他们都以国家民族观念为出发点,却又有各自的鲜明特征。
 
其一,抗战建国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民族性。中央大学是具有政治属性的大学,《新民族》周刊上发表的关于抗战建国教育的文章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和民族性。学者们所分析的抗战建国教育是国民党当局执政下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这是在抗战救亡之际的战时教育研究,因此在文章中体现出对于教育的政治性和民族性的重视。
 
教育学专家王书林在1930—1940 年期间在中央大学讲授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学和教育哲学等课程。他的抗战教育思想相较于其他几人更具有整体性和政治性,他从宏观上指出了抗战建国教育的六个原则和七个缺陷,并在文章中体现了明显的政治原则。他在《抗战建国教育的原则》一文开头即指出“原则一,中国教育的最高主义是三民主义。凡教育上一切制度,设施,课程,教本等必须合于三民主义。”
 
他认为中国抗战教育应合于民族、民权、民生,而惨烈的抗战实际恰恰说明中国缺乏政治教育。他重视政治与教育的密切关系以及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并举例说明缺乏政治教育导致的具体问题:例如有知识的汉奸、贪官污吏、有钱不出钱、有力不出力等。
 
赵廷为是我国现代教学法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时任中央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兼附中校长时,在《战时的小学教育》文中强调抗战时期应从意义和功能上认识教育,重视教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验、试验的结合,他认为无论是平时教育,还是战时教育,教育的最高目的都是“御侮图强,发扬民族文化,谋中华民族复兴”。战时教育的功能包括发生若干抗战的力量,促成胜利和建国功能,建国复兴。
 
徐苏恩在文章中重视健康教育。他在《提倡体育生中的健康教育》中针对国民党教育部所发表的关于提倡关于体育的政策,认为推行健康教育的原则之一就是:“实施健康教育要以延长民族生命为前提,把健康教育放在一切教育事业之先。本来教育不但是为发扬民族文化,乃是要继承先辈所传下的血种,设法和大时代连续不断地传下去。”
 
抗战大背景下的教育改革和探索受到亡国灭种的危机的影响,学者们在文章中以此为重心来重新审视中国当时的现行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为教育的基础和出发点,将教育视为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体现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民族情感。其二,抗战建国教育设计具有当下性与长期性的特点。《新民族》周刊中,学者们提出的教育问题与解决对策都对应着政治局势与政策。学者注重强调教育的当下性,从现实出发,从抗战的形势和需要出发,以建国为目标。他们着眼于历史、现实和未来,教育设计层次明晰。目标不仅要和国情、民情,还应适应生活出发。教育原则的阐述具有亲民性、灵活性和适应性。
 
《抗战建国教育的原则》一文指出:“教育没有长期抗战的准备”。同时指出“要抱定长期抗战的决心施行战时教育”。文章认为,教育不应区分为战时教育和平时教育,平时就应做好战时的准备,尤其是战时教育是一种训练班式的教育,它并不能替代正式教育。并对教育的长期性,抗战的长期性做出判断,对战时教育和战后发展人才储备进行合理的安排。赵廷为则认为应以从当下情况出发,借此重新评估现行的“平时教育”,针对其问题施行彻底的改革,使得教育符合时势要求,以实现现阶段最高教育目的,为建国后教育奠定基础。其三,抗战建国教育的平衡性与合理性。《新民族》周刊中的教育建国思想具有平衡性,学者们能够较为冷静地认识教育,重视战时教育的社会性与科学性。《抗战建国教育的原则》认为教育要合乎国情与生活。教育有社会和科学两方面,从社会方面认识,教育应着重于国情,尊重教育所产生的思想和制度环境。教育受到社会遗传因素的影响,对于欧美教育模式应该更为理性,因地制宜地加以利用。同时教育要合于科学,关注源自于教育实践的效率和方法,保证教育的社会性和科学性的平衡发展。
 
同时这种平衡还表现在德育、智育和体育的认知和发展上。学者们重视智育教育的改革,从制度、课程、教材、师资等方面进行探讨。针对抗战中的文化汉奸和青年对于政治的冷漠等问题,学者们关注教育对于学生品德的塑造。同时针对青年的身体和健康教育,学者主张恢复健康美的标准,强调知行结合。学者们提出教育资源应体现公平性和合理性。乡村教育有助于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为赢得抗战胜利增加力量。乡村教育从硬件、师资、报酬等方面认识都存在着缺陷。教育中还存在着只重视文化,不重视职业技能训练的偏见。
 
三、抗战建国教育的设计与策略
 
《新民族》周刊中的教育建国思想比较明显,学者们在抗战建国教育的制度与方法上进行了探讨,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法和训育方法,进行了自上而下的设计,中西结合,从小学到大学,从师资到生源,涉及制度、政策、组织、师资、学制、课程、方法等方面。
 
学者们认为战时教育是实现建国后最高教育目的的必经阶段。战时教育应重视建国和抗战两个功能,体现了长远的目光。赵廷为认为战时教育和建国教育应同时进行,不分主次。尤其指出,小学教育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性容易被忽视。人们过于看重抗战功能的结果,认为小学教育在建国功能上较之抗战更重要,现在的学生是将来奋斗的战士。认为小学教育是人民应受到的最早最基本的教育,在人格和品性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他提倡教育学术研究的工作,认为在教育中重视学术性探讨,在学术中解决学制变更,课程厘定,教法革新等问题,否则将虚耗经费,影响抗战建国。徐苏恩则认为推行健康教育要注意知能的实用,在人才训练方面,国家应设立健康教育独立学院,以培养专门人才。或先就师资设备完善的大学内试办即可。提倡在师范学院内或高等师范内设立卫生和运动学系,培养师资。拟出全国健康教育实施方案,教育部组织健康教育委员会,在其下设立三种技术委员会,包括运动训练、医事人员训练、卫生训练。
 
抗战胜利虽已70 年,但今天回忆起来,离我们并不遥远,往事岂能如烟。正如罗家伦所说“凡是一件历史的事迹,时代隔得愈远,其意义和影响,愈看得清楚。”在《新民族》周刊上,学者们对抗战建国教育不断进行反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他们能够认清现实困境,同时又无法克服和超越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和固有弊病。在新世纪民族飞速发展之际,回顾民族曾经的教育设想和学术理路,在史料的钩沉中反思当下的教育实际,是十分必要而且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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