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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交融中个人观的不同形态

作者2019-08-13 16:57未知
  ‘五四’思潮不断的吸纳西方文化, 不断的增强人对自我的发现, 与世界之潮流并轨。”五四时期的个人观继承了晚清以来西学东渐而又有所不同, 除此以外,近代历史毕业论文网了解到西方理念和中国传统也为观察五四时期的个人观提供了两个不同视角, 中国传统更多地体现在制约性方面, 如五四社会国家、集体和“大群”对个性的制约。西方思想则可分为不同的流派, 伴随晚清条约体系东来的西学, 随民族危机的加深呈现多元化趋势, 至五四时期达到高峰;另外, 西学始入中国有一定的选择性, 即为求强求富, 伴随认识的深化, 理性程度不断加深。严复对西学的引介就是例证, 以“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比喻近代中国困境的牵强附会极大地冲击了国人的神经, 犹如一个响雷, 不但炸碎了人们的旧观念, 也为新思想的传入打开了一道缺口。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权利、个人等西方现代理念源源不断传入, 对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些原先并非核心的意识起到引导和催化作用, 促使其发展, 引导其走向正统和主流。西学东渐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的传播, 基督教文献和教义中大量个人观与自由观亦是近代中国个人观的思想来源。第三是西方个人主义的直接传入, 也可视为第一种即西学东渐的具体化。根据许纪霖的研究, 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个人主义有三种, 第一种是原子论的个人主义, 第二种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第三种是个性论的个人主义, 这三种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在近代都传入中国。许纪霖将后两种个人主义和中国传统的这种比附, 催化了本土的中国文化复苏, 使中国原典中这种独特的自我观念有所发酵, 并在晚清的特殊语境下衍生出近代的个人观念。这种西方个人主义的直接输入, 为五四时期个人观念的萌生提供了理论来源和理性支持, 是研究近代个人观念不可回避的话题。
  
  这些基于不同认识的个人观, 虽不能作为终极结论, 但可视为一家之言, 成为学人理解近代个人主义发展的一条脉络, 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往下走, 个人观在中外学潮的激荡中变得多元。按照许纪霖的提法, 近代个人观应分为两大流派, 科学主义个人观和人文主义个人观。科学主义的个人观, 又可以分为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不同类型, 胡适、丁文江、吴稚晖等属于前者, 而陈独秀则是后者的典范。五四的人文主义个人观比较复杂, 类型众多, 以蔡元培、杜亚泉、吴宓等为代表的, 继承了儒家德性传统的“德性的个人”;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将中国道家, 日本传统和古希腊精神结合起来的“自然的个人”;受尼采“超人”精神强烈鼓舞的, 以鲁迅、李石岑为典范的“意志的个人”;也有朱谦之那样的将“情”视为宇宙和自我之本的“情感的个人”。这些个人观既有中国因素又有西方缘由, 是典型的中西混杂物。因为思想资源和观念的不一, 很难将其归于同一个类型, 但它们都对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主流的科学主义个人观念有强烈的保留和批评, 试图在科学法则之处, 通过德性、意志、情感或自然人性, 分别建立自己的个人认同。本文是由58硕博毕业论文网栏目下的历史论文提供的近代历史毕业论文,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许纪霖的上述分类分析可谓条理清晰、详尽周到, 对近代个人观的总结恰到好处,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科学主义个人观与人文主义个人观这两大流派互相批判, 彼此攻击, 二者内部不同分支之间又展开相互争夺, 进而形成了五四时期丰富多样的个人观。可以说, 批判传统诱发了对个人主义的思考, 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个人主义的不同分支。各分支的相互争论不仅为理解近代个人观提供了前提, 而且促成了边缘学术的正统化和对儒学的新思考与新发掘。一些非儒学说在这一过程中, 从边缘走向中央, 这些非儒学说中所包含的古代朴素个人观。如佛学中的无父无君意识和平等精神, 道家学说中强调个体修炼成仙等意识都得到了发掘, 另外, 对儒学的重新思考和发掘还体现在孔子的原始儒学和宋学之中。朱谦之的情感, 鲁迅的意志都与人的心性密不可分, 强调人的心性又与天道相通, 个人拥有充足的道德自主性, 合理把握这些道德自主性便可成仁成圣, 这种道德自主性同佛道的个性论思想相结合, 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特有的个人资源和权利观念, 并使诞生于晚清的个人观念于五四时期高高飘扬。
  
  三、救亡意识下个人观发展的两难选择
  
  近代中国要完全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观,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课题, 这不仅是因为思想文化的制约, 即由于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由这一文化衍生出的社会制度的巨大惯性;还要涉及中国步入近代的特殊方式及其近代以来的特殊历史境遇。即中国的近代化是在一种很被动的情景下开始的, 并且一开始就伴随着严重的民族危机, 随着历史车轮的迈进危机呈现出不断加深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历史线索就是在反抗内部封建势力和外敌入侵中寻求民族国家的构建, 用美国历史学家史华慈的话说, 叫寻求富强, 然而中国人寻求富强的方式却对近代个人观的形成产生了众多的影响。一方面, 在反抗外国列强中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强烈需求为个人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另一方面, 这种需求也在扭曲着襁褓中的个人意识。因为救亡, 着眼点必然会有所偏离, 中国近代个人问题的凸现正是在寻求富强的过程中对民族国家这一“群”的问题的思考下引发的, 并受制于“群”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内涵。因而就有了晚清与五四“群”的不同概念和巨大差异, 晚清的“群”主要指民族国家, 五四的“群”则指人类和社会。近代个人观不管服务于哪一个“群”, 都体现出了民族危机意识下个人发展的中国独特性———既想发展个性, 又因时势的左右受制于民族国家。这不仅是某个人的思想, 而且是五四时期一批人的共识。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近代个人观的特有路径, 个人无法独善其身, 个人价值的实现无法通过自我证明。个体的“小我”只有在民族国家的“大我”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即个体只有融入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 才能获得永恒的意义。就此而论, 陈独秀、胡适由个人而至群体便不是无的放矢, 而是有计划、目的和针对性的。本文是由58硕博毕业论文网提供的近代历史毕业论文,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也对中国近代特有情景下的个人观进行了阐释:“我们的爱国, 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 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 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 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这里梁启超是要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政治秩序, 从而促进个人才能的发挥, 并进而再图人类文明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 梁启超的这些话是在1918年所说, 正值中国内忧外患的大混乱时期, 救亡的意义不言而喻。梁虽提及人类和世界大同, 但其出发点肯定是当下的中国, 改造人类社会是遥不可及的幻想, 寻求中国富强才是真正的出发点和目的。近代中国因贫弱而受人宰割的苦难历程既影响着梁启超, 也刺痛着每一个国人的心, 广大仁人志士深切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同时受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等爱国志士要求主权在民的基础上重建中国人的政治认同, 以寻求富强,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这一切都必然引发近代个人对群体和社会关系的新思考。思考中形成的个人观是有别于西方的, 以富强为动力, 以救亡为特征, 已脱离了其最初的文化内涵, 呈现出扭曲的时代特征。这一点, 王尔敏也有所分析, “自群与己两者价值关系解释, 进一步立刻引进两个新观念;一个是社会有机体的观念, 他们很快接受并承认个人在民族、国家和社会中间, 如同一个物体的细胞, 物体与细胞的生命共同延续, 息息相关。另一个是由社会有机体观念推衍出来‘小己大群’观念, 即就是对待一个国家民族的群体而言, 个人价值为轻, 集体价值为重”[15]。这种社会有机体和小己大群观念都将重点放在了群体意识上, 由于过度强调“群”, 近代个人意识反而显得微不足道。客观地说, 在民族救亡背景下, 绝大多数思想家们都强调“己轻群重”, 但这却导致了一系列恶果。为救亡提倡个性而要求打倒儒家旧“名教”。但一转身又因为救亡心甘情愿地泯灭个性投入新“名教”。五四学人希望从中国传统的相对性权威中解放出来, 但马上又投身于近代绝对性的权威之中。在这一过程中, 个人先是被抑制, 后又被牺牲, 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艰难的境地。这与真正的个性解放和启蒙教育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学者的悲哀也在于此, 他们关注个人的解放是对的, 但却没有以此为出发点走向更深一步, 探析出背后的学理。或者可以说, 时代的紧迫性使他们没有办法继续深入, 而是将重点放在了个人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上, 甚至在危机时刻主张牺牲个体, 放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来换取国家民族的存亡。这就极易造成传统整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回归, 导致对个人的忽视、个性的抹杀。最终, 文化的探究背离了原始的初衷, 转了一大圈又回到起点, 并产生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即只有政治没有人生, 仅存集体而缺失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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