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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个人观的觉醒及其演变进程

作者2019-08-13 16:54未知
  个人观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批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表现出的价值选择趋向。近代历史毕业论文网认为个人观包含对个人的生存状态、价值实现、个性解放的思考, 也有对个人的尊严、自主权、隐私权、实现自我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追求。个人观研究是近代以来, 特别是五四时期的热点和焦点。对于五四的评价, 向来都强调其“开新”的一面———接受现代西方思想, 激烈反传统, 尤其是反儒家思想, 从广义的视角察之, 这种开新是有充分根据的, 五四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正面意义便在于此。需特别指出的是五四在反传统和接受西方思想的过程中重新肯定了人的价值, 即个人价值, 近代志士仁人要求个性解放从而谋求国家富强的救亡意识极大冲击了传统, 尤其是儒家思想对人性的束缚。然而, 五四批判传统谋求个性解放的要求虽然猛烈, 但传统依然存在, 并顽固的影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 就连那些极端反传统的分子也不例外, 这体现了五四的另一面———矛盾性。现代人的价值, 个性意识的产生在这一过程中, 抑或扭曲, 抑或失衡, 既有共时态的冲突, 又有历时态的困惑。本文将就五四时期个人意识所面临的复杂境况讨论近代个人主义的困境。
  
  一、近代历史变革中个人观的觉醒
  
  (一) 近代个人观于批判传统过程中形成
  
  近代的个人解放, 自晚明起源, 至晚清经二百年沉寂又重新燃起烈焰, 至五四时期蔚然成潮, 在与传统的关系方面, 这一潮流更多地体现在批判传统的方面。谭嗣同“冲决罗网”体现的就是对传统的批判, “初当冲决利禄之罗网, 次当冲决俗学著考据, 若词章之网罗, 次冲决天, 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 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这种冲决网罗和批判传统从考据和词章延伸至天和全球群教, 终至佛法纲常, 谭嗣同的批判不断深入, 逐层递进, 以图突破理教束缚, 最终归宿为何?虽未言明, 但从谭嗣同对人伦关系的论述中可窥见一斑, 谭嗣同认为人伦关系应以“不失自主之权”为原则。将这种不失自主之权与对传统的批判相结合, 可隐约看出谭嗣同的个人观, 即以突破传统文化束缚、实现个人解放为目的, 最终这种解放了的个人又能实现文化的再造。从突破传统这一角度来讲, 谭嗣同是个人解放的先驱, 接下来康有为在《大同书》, 严复在《论世变之亟》, 梁启超在《国民十大元气论》和《新民说》中, 都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上分别对自己理解的个人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梁启超《新民说》是要用西方现代化新理论来填充和刷新中国的旧伦理, 以图造成独立、自由、自尊的新人格。这种新人格是以西方的“公民”为范本而形成的新概念, 对近代中国个人主义的形成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批判的过程中, 中国近代的个人观逐步形成。
  
  中国近代个人价值系统发生全面的变动是在五四时期, 但这个大变动并不是突如其来的, 它是谭嗣同“冲决伦常之网罗”的实践, 也是梁启超《新民说》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 不仅个性解放的思想逐步成为潮流, 而且明确了个人本位, 使得个人主义在五四前后一度成为主流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 因为现实的压力, 帝国主义无处不在, 谈个人是不能离开世界的, 正是在这一指挥棒的指引下, 陈独秀提出“人生在世, 个人是生灭无常的, 社会是真实的存在”“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 社会解散, 个人死后便没有连续性的记忆和直觉”“个人之在社会好像细胞之在人身”。提倡个人是批判社会现实的结果, 最终批判现实又促进了个人的转向。陈独秀最早高举“以个人为本位”4。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中就旗帜鲜明地倡导人应该“各有自主之权”, 主张“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从97至99年《新青年》反儒家的火力集中在家族制度和妇女解放两大问题上, 就可以看出当时的重点所在, 这种猛烈攻击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整个社会对个性解放的个人意识的不断追求。陈独秀认为个人本位主义是西方现代文化之根本理念, 西方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个人主义之大精神”的基础上, 中国要发展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旗手胡适, 其思想路径同陈独秀如出一辙, 明确提出个人的自由发展应当被视为人类文明的终极价值。他强调:社会是由个人组成, 所以“争你们个人的自由, 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隶组成的”。摆明自己观点后, 胡适进而论述个人自由, 个性发展的重要性:“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残个人的个性, 不使他自由发展, 而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 如同酒里少了酒曲, 面包里少了酵, 人身少了脑筋, 那种社会国家没有改良, 进步的希望。”[5]胡适在这里的论述一语双关, 既肯定了个人的价值和个性解放对国家的贡献, 又批判了没有个性解放的罪恶社会, 结合当时的语境, 这种罪恶社会应指传统的专制中国, 胡适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国民不是独立的个体, 而是一群毫无主张的奴隶。因而现代中国要走向富强, 个性解放是关键的一环。但胡适并未到此为止, 99年又在《不朽———我的宗教》中指出“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 各个“小我”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或直接或间接, “小我”会消灭, “大我”永远不会灭亡。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旗手鲁迅, 他不仅以不同的文体描述了黑暗现实对人性的压迫, 即“礼教吃人”, 而且表达了人的解放对个体生命不可估量的价值, 这既是一个个体问题, 也是一个群体问题, 即国家问题, 通过个体的解放实现国家的富强。鲁迅以尼采的观点为中介, 表达了终极的个人认同, 认为腐朽落后的社会使“个人之性, 被剥夺无余”。这样一来, 国人大都处在奴隶的状态, 在这样一个国度要实现改革, 难度可想而知。如何具体操作, 鲁迅认为应从“立人”开始, 而立人之道在于尊个性, 申张个人精神, “凡一个人, 必从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 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这里所说的以“从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强调的依然是现代性的个人主义。“‘五四’的这种深刻批判和全面反思, 正是洗涤儒学、改造儒学, 推动其现代转化、实现其自我更新的基础性理论环节。”由此分析可知, 五四知识分子于激烈反传统中, 逐渐形成了近代的个人观, 但这种个人观并不是他们对传统进行冷静地分析得出的结果, 不理智的行动使得他们在批判传统时, 对中国传统中的一切都不屑一顾, 激励反对, 甚至包括那些有利于近代个人发展的传统都作为“打倒”的对象, 现代个人观的不健康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此。本文是由58硕博毕业论文网栏目下的历史论文提供的近代历史毕业论文,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二) 近代个人观表现出的困境
  
  近代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 阻力是巨大的, 尤其体现在传统方面, 当时在思想界颇具影响力的学人, 他们在反传统礼教, 提倡个人主义之际, 有意或无意中, 又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抑或反正统中去找根源, 这些根源一不小心就会使他们滑入压抑个性的深渊。鲁迅借助尼采“超人”精神形成的强调个人意志的个人观就是例证, 虽以尼采超人为榜样, 但同时也是晚清章太炎强调自我个性的个人观的再现, 并继承了意志自由、天命自造的阳明心学和魏晋时期嵇康玄学中的抗议传统思想。鲁迅研究嵇康正是从传统文化中找个性解放的资源, 因为这才是他们最熟悉的东西, 至于外来新思想, 由于接触不久, 了解不深, 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观念, 才能发生真实意义。于是在这一思想范式下学术界有了“言平等则附会于墨子兼爱, 言自由则附会于庄生逍遥, 言民约则附会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这种附会看似有点牵强, 但在中国近代却有必然性, 反传统造成的文化真空, 使相当一部分人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 直接照搬西学已变得不可能, 感情上也接受不了, 因而才会附会于墨子、庄子和黄宗羲。胡适在当时对西方文化理解相当深刻, 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重自由, 最强调个人的思想家, 但他所主张的个人主义也经过了中国式的加工。胡适以建立理性的个人为目标, 以期能达到独立思考的境况, 但其思想仍有朱熹的影子, 即具有知识主义的为己之学。他讲个人在沉船时应先救自己, 似乎有强烈的西方色彩, 但胡适并没有停留在该阶段, 而是进一步指出, 救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日后可以成为有用的人, 贡献社会, 而不只是为了救自己而救自己。这里强调的是国家, 小我的存在以大我为依据, 即以国家为基础;小我会死, 大我不朽, 即国家不朽。这种个人主义胡适称为易卜生主义。为了实现不朽的价值, 胡适以儒家三不朽为依托, 主张立德、立功、立言, 其中国传统十分清楚。
  
  总的来看, 胡适、鲁迅等新学人都徘徊于群体与个体之间, 并从伦理和政治的角度而非从经济、自由竞争等资本主义发展的视角来论述个人主义。这是一种包容性的个人主义, 个体解放含于群体之内, 并企图为群体服务, 群体的发展为个性解放设置了方向。何以会如此, 因为任何成熟文化都具有一定的保守性, 拥有千年文明的中国文化表现得尤为强烈, “强势的西方文化虽可以冲击传统文化表层的价值规范, 却难以触动其深层的价值原则”[0]。五四时期, 西方个人主义对中国传统的冲击表面上体现于批判传统、否定群体, 实质上却难以触动中国群体文化意识的深层价值原则, 因而个体才会徘徊于群体之间。传统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近代个人主义发展。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洋文化认识的浅薄, 以及严重民族危机下的自虐心理, 都导致他们的个人观始终跳不出内心深处的本民族情结。不仅体现出传统的顽固性, 而且反映出时代的复杂性。本文是由58硕博毕业论文网提供的近代历史毕业论文,希望能帮助得到大家。
  
  这些混杂的思想在五四这个激荡的时代充满了张力, 如何化解, 群己平衡是近代学人的济世良方, 以鲁迅为例, 他于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徘徊, 在理想和现实之中挣扎。本打算以尼采超人精神重塑近代个人观, 但却“背着因袭的重担,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尼采的超人意志也因传统负担太重而失去了超人的一面, 更多地被人道主义和社会责任感填充, 导致了鲁迅深层灵魂的分裂, 对于这种分裂鲁迅自己的分析更加客观:“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 因为其中本着许多矛盾, 教我自己说, 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 忽而憎人。”爱人是依照儒家的伦理来处理问题, 憎人则是现代个人观在实际生活中的无奈, 鲁迅既想拥抱现代思想, 又逃不出传统意识, 左顾右盼的结果是企图以群己平衡来克服内心的紧张, 结果却陷入更大的紧张之中。
  
  这种“群己平衡”的个人观是五四时期中国式个人主义的主要特征, 也是五四学人化解各种矛盾的一种手段, 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个人观, 无不体现了这种“群己平衡”的价值取向。但问题又来了, 既然“群己平衡”被当作一种化解矛盾的手段, 那矛盾到底被化解了没有,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何以如此, 这是文化理解中的偏差。紧张冲突中, 五四学人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 提出的想法也只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 只能欺骗自己, 应付不了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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